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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銳是怎樣的一個“共產黨員”?

關于李銳現象的反思

  李銳走了,但是關于他的思考并未結束。

  據百度,李銳于“1934年至1937年,在國立武漢大學任武漢秘密學聯負責人,從事學生運動工作。1937年至1940年,到北平接黨的關系。”至于他的具體入黨時間,詞條顯然做了模糊化處理,或者說是李銳自己根本就說不清楚。但是既然接上了黨的關系,就得承認他是一個共產黨員。而黨齡,則至少要從1940年算起。由此,我們還得認定他是一個資深的共產黨員。

  然而,他又是怎樣的一個共產黨員呢?

  他反對社會主義道路,認為科學社會主義“從根本上就錯了”,“一場以消滅私有制為結局的革命,一種以排斥先進生產力為特征的社會制度,無論以什么堂皇的名義,都是沒有前途的。代表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知識分子階層和資本家階層,是不能消滅的,無論怎樣被妖魔化,最終都會被人類認同。”“從蘇聯到中國的社會主義”,都是“專制社會主義”、“暴力社會主義”。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又被他加上了另一個惡謚——“權貴社會主義”。

  他反對人民民主專政,斷言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建立起來的人民民主專政是一場災難,“暴力引來仍暴政,改革方能去夢魔。”他呼吁“取消四項基本原則”,特別是“列寧主義意義上的‘專政’,不論是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專政還是黨專政。”他的政治理想就是西方的所謂憲政民主。他說:上世紀80年代末,“普世規律失效,我的憂慮是何時憲政大開張?”他對西方“憲政”癡迷之深,以至于成為死不瞑目的追求:“何時憲政實行了,讓我靈魂有笑容。”

  他反對中國共產黨,不止一次地對黨旗上的鐮刀、斧頭表示厭惡。他揚言“中共是封建的傳統,要得到清算”。為達到清算中國共產黨的目的,他用深文周納、無中生有、移花接木等等手法編造謠言,惡毒攻擊黨的歷代中央領導集體,抹黑黨領導人民奮斗的歷史,其語言之下流簡直不堪入目。

  他反對馬克思主義,斷言“馬克思主義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真理”。“馬克思搞的這個理想的共產主義……這個就不對了。”而作為科學社會主義兩大支柱之一的剩余價值學說,“也不完全對”。他主張從憲法中剔除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說什么怎能“依靠這些東西?西方憲法沒有主義的,不管這個玩意的。”

  他反對改革開放,主張經濟改革私有化,政治改革普世價值化。他否定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得的巨大成就,誣蔑“中國的所謂改革開放根本不是市場經濟,還是條子經濟,還是領導人說了算”。

  以上所列,僅僅是李銳荒謬言論的“滄海一粟”,但是卻足以表明,他是一個反黨的“共產黨員”,更準確地說,是一個混進黨內的反黨分子。

  李銳現象產生的社會思想根源

關于李銳現象的反思

  李銳的反黨言論,因其沒有任何理論、文化的含量,粗俗不堪類同潑婦罵街,根本不值一駁。我們要思考的是,在中國共產黨內,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奇葩”?

  記得大概是2012年,我曾向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請教:怎么說李銳也算是一個老革命,為什么會墮落成反黨分子呢?老同志答道:“他屬于世界觀始終沒有改造好的人。”我又問:那他當初為什么要參加共產黨呢?老同志淡淡地說:“革命的同路人。”

  老同志的話一語中的!

  唯物史觀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在階級社會中,每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83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李銳于1917年出生在一個大地主大官僚家庭。據他在接受境外媒體采訪時所述,他的父親曾經在20世紀初留學日本時參加同盟會,1912年當選眾議員,后來追隨孫中山到廣州參加“非常國會”,可以認定是一個具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的政治人物。一個人在學齡前所接受的啟蒙教育,主要來自家庭。應當說,封建地主階級的等級思想、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思想,都會給少年李銳打上思想的烙印,但是烙印更深的恐怕還是來自其父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

  然而,人一旦進入學校和社會,家庭的影響盡管還在,但主要是接受來自學校和社會的影響。李銳說,“我母親就跟我說過,父親認為,將來天下是共產黨的,所以我從小就左傾。”這個話的可信度不大。其父于1922年去世,也就是說,其父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年以后就有了這樣英明的預言,這對于一個早期國民黨人來說,有多大的可能性呢?但是青年李銳接受過左翼影響卻是極有可能的。據他自己說,“我那時參加共產黨……就是因為日本侵略,就是要救亡。”他又說,那時“主要對蔣介石不滿,日本侵略蔣介石不抵抗,而且搞獨裁,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我就認為中國要民主,要強盛,希望在中國共產黨。”從這里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在青年時期參加中國共產黨,是出于救亡的動機、實現資產階級民主的動機。至于共產黨的性質、宗旨和最高綱領,他是不懂或者根本不顧的。也就是說,他是帶著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世界觀參加中國共產黨的。

  歷史地來看,這并不是什么應當受到指責的錯誤。當時投奔革命的,參加共產黨的,有不少都是為了實現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理想的。例如和李銳一樣先后去延安的丁玲、歐陽山等。但是丁玲、歐陽山等在革命實踐的洗禮中,在與工農兵的結合中,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實現了思想升華和世界觀的轉變,成為名符其實的共產黨員。而李銳則不然,他在革命隊伍中非但未能實現世界觀的轉變,反而出現了思想的滑波。為什么會形成如此巨大的反差呢?

  其實,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當中,也是可以再劃分不同的類別的:一類是資產階級民主理想主義者,一類是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者。例如秋瑾、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等,就是資產階級民主理想主義者。他們為了實現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理想,可以將個人利益以至生死置之度外,演出推動歷史進步的極為壯烈的一幕,因而贏得中華民族的永恒敬仰。這樣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實現思想再進步的概率很大,早期的丁玲、歐陽山等就是這樣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而李銳,則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者。什么叫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呢?就是把追求資產階級民主作為實現個人私利的一種手段,也就是從利己主義出發而認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日本侵略者妨礙了我的個人利益,我就反對日本侵略者;蔣介石封建獨裁政權妨礙了我的個人利益,我就反對蔣介石封建獨裁政權。至于整個資產階級的利益和前途,對比他的個人私利來說,則是相當次要的。

  那么,好了。共產黨不是反對日本侵略、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嗎?我們正好一路,于是他可以參加中國共產黨。但是,當共產黨要消滅剝削和特權,實現最廣大勞動群眾的民主權利及其他一切利益的時候,當共產黨要求共產黨員為了這樣的崇高目標而犧牲個人利益以至生命的時候,李銳就不舒服了,就頹唐了,就開始分道揚鍍了。特別是在共產黨取得政權(包括局部的和全國的)以后,他看到這里非但不是他所憧憬的對他優渥有加的資產階級理想王國,而且還曾在幾次運動中受到過沖擊,于是那種失望、憤恨、仇視的情緒便呈幾何級數地迅速增長。

  不過,由于種種客觀因素的限制,他還必須混跡于共產黨內,因此他的這種反黨情緒在相當時間內、多數情況下是隱忍的。非但隱忍,而且往往還要作出擁護黨、愛戴領袖的姿態。例如在1977年,他為了尋求盡快“解放”,在寫給兩位中央主要領導同志的信中,既“誠懇”地檢討了1937年變節的問題、1959年廬山會議上的問題,又著意強調說:“現為表白自己在秦城八年對黨、對主席仍是一片丹心,特附上當時作的若干首很平庸的詩詞,請您過目。”“關于歌頌主席的詩有許多首,為了便于記憶語錄,還作了二三百句《語錄歌》(五言一韻到底)。”

  然而,“世事茫茫難自料”。當歷史的車輪推進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共產主義大失敗的叫囂,資本主義永世長存的神話,世界歷史已經終結的判言,一時間黑壓壓鋪天蓋地,大有吞噬日月、翻覆乾坤之勢。在我們國內,一股反對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馬克思列寧主義,主張實行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也應運而生,而且愈演愈烈。這些東西反映到我們黨內,就是思想混亂、組織渙散、治黨不嚴的問題日益突出,以至于先后有兩個總書記因為縱容、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栽了跟頭。

  階級的偏見有時候真的很可怕。李銳作為剝削階級的一分子,總是要高估反動力量而低估進步力量,總是摸不到客觀規律而以為歷史會按照他們的愿望發展,于是他認定共產黨失敗的大局已定,而且似無再變的可能,于是他撕掉偽裝,并且以其一貫的“風頭欲”迅速地沖到潮頭之上,靠信口雌黃、撒潑耍賴成為名噪一時的反黨急先鋒。

  大家都知道,1959年在廬山上受到處分的人當中,李銳的地位最低,但處分最重。被撤銷職務并開除黨籍的,只有他一個。為什么呢?吳冷西在《廬山會議的前前后后》一文中隱約透露了消息:1959年10月17日,毛主席找胡喬木、田家英、陳伯達、吳冷西談話,說你們四人在廬山上的問題屬于基本正確、但有些右傾觀點,或者是有正確觀點也有右傾思想這兩類。談到李銳,毛主席說:他跟你們不同,是另一種人。至于是什么人,吳冷西可能考慮到公開發表的緣故,有意隱去未說。2017年,一位老同志為我解開了這個謎底。他說:吳冷西曾當面告訴他,毛主席說李銳是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可見早在60年前,毛主席就以偉大馬克思主義者的銳利眼光,從蛛絲馬跡中看透了李銳的反動本質。

  俄國有個詩人,叫葉賽寧,也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者。他由反對舊俄的宗法制度而擁護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曾經在詩中熱情贊美道:“萬歲,天上和地上的革命!”但是當他看到革命的結果并不如他浪漫的想象,便陷入苦悶,終至自殺。對于這樣的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者,我們一方面惋惜他逆歷史潮流而動的選擇,一方面又不能不對他的人格表示尊重。相比之下,我們的李銳是沒有這樣的尊嚴和勇氣的。他為了個人私利,可以不擇手段,可以翻云覆雨,可以朝秦暮楚,可以出賣組織和同志,可以蔑視一切道德底線,可以由日本侵略的反對者變成日本侵略的辯護者……可見在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者當中,他也是個不入流的貨色,換句學術性的話說,是一個極其粗鄙的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者。當年,周小舟曾指斥他是中國共產黨內的趙高或周佛海。其實,這色毫無廉恥的人等,不單對黨和人民,而且對所有階級和政治集團都是潛在的禍害,因為他除了個人私利外,不會忠誠于任何東西。西方敵對勢力垂青他、收買他、利用他、抬高他,足見其品位之低與無人可用的末路光景。

  李銳現象的教訓

關于李銳現象的反思

  李銳現象的出現,玷污了我們黨的形象,助長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氣焰,干擾了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其中的教訓是十分深刻的。

  一是必須發揚斗爭精神。所謂李銳現象,就是 “老黨員”反黨的現象。我們在這里談論李銳,只是在解剖一只麻雀。在這只麻雀的旁邊,還有一堆麻雀。他們外靠西方敵對勢力,有恃無恐;內聯“第五縱隊”,彼此呼應,嘰喳鼓噪,攪得意識形態領域很不安寧。

  我國本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是在這樣一片紅色熱土上,李銳之流居然能夠折騰成氣候,豈非咄咄怪事?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的某些領導干部喪失了斗爭精神。我們黨的斗爭歷史告訴我們:“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31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但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的某些領導干部卻怕當戰士如污穢、躲避斗爭如瘟疫。他們過分愛惜自己的羽毛,老想在國內外樹立開明紳士的形象,因而總是以一種鄉愿的作風來對待意識形態領域及其他關乎黨和國家命運的重大斗爭,兩邊討好、四面結緣、八面玲瓏,其結果是姑息養奸、自毀長城。“鄉愿,德之賊也”,這是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對于鄉愿的深刻批判,在歷史經過兩千多年進步以后,作為共產黨人的這些領導干部,仍然以充當鄉愿為聰明、為謀身之道,這難道不是一種極大的倒退嗎?須知,對于錯誤的反動的東西的仁慈,就是對黨和人民的犯罪!

  正是針對黨內出現的這種消極傾向,習近平同志最近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振聾發聵地號召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干部“發揚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做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戰士”,“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不動搖”,“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而頑強奮斗”。每一位領導干部都應當把總書記的講話精神作為一面鏡子,看看自己有無懦夫心態和庸人習氣;都應當把總書記的講話精神作為號角,勇敢起來,向著一切腐朽、反動的東西進行刺刀見紅的戰斗,而不能再唱招招落空的《三岔口》。俗話說:“火車跑得快,全憑車頭帶。”只要我們的相關領導干部硬起來,就能激發、鼓舞廣大人民群眾捍衛黨、捍衛黨的歷史、捍衛黨的事業的熱情,從而陷李銳之流的歪理邪說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二是必須重提改造世界觀的口號。李銳們在世界觀上出了問題,從主觀上說,就是放棄或拒絕改造的結果。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中曾經用通俗的語言講過一個深刻的哲理:“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染灰塵的,也應該打掃和洗滌。‘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是說它們在不停的運動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蝕。”(《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96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正是基于這樣的理性自覺,中國共產黨人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總是在不斷地改造主觀世界,總是把“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的立身格言貫徹始終。也正因為如此,我們黨才能永葆朝氣蓬勃的生命力、牢不可破的凝聚力和無往不勝的戰斗力。然而,“改造世界觀”這一正確的命題后來卻被極左傾向所利用,成為某些人壓制、打擊不同意見的借口。進入上世紀80年代以后,事情又走向另一個極端,由反對極左傾向而連同“改造世界觀”的命題一起否定,以至于有的領導干部公開主張我們黨要放黨員一馬,不要對黨員的精神境界提出那么高的要求。這種把嬰孩和污水一起潑掉的做法是非常愚蠢、非常有害的。危害之一,就是讓李銳之流放棄或拒絕改造世界觀的人如魚得水,使得他們那些昔日被壓抑的腐朽思想迅速發酵,最終導致他們在思想政治上的結構性腐敗。

  今天,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更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同時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面臨更多的風險與挑戰。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分化組合,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積極力量與消極力量的激烈較量,西方敵對勢力“和平演變”、“顏色革命”的攻勢更加兇猛,世界范圍內各種思想文化的交流、交鋒更加頻繁。而在我們國內,隨著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思想觀念的深刻變化,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日益凸顯。我們黨正面臨思想文化多元多變的嚴峻考驗。過不了這一關,我們黨就勢必會由思想上的渙散走向組織上的渙散。社會上可以存在思想多元化,但我們黨內絕不能搞思想多元化。全黨的思想必須統一,必須統一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特別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上來。因此,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干部改造世界觀的任務同樣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迫切而重要;因此,必須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主題教育落到實處,必須讓每個黨員干部在靈魂深處不斷地進行自我革命。如果我們不是這樣提出問題,李銳們之后還會成批量地出現張銳、王銳、趙銳,不斷地從內部給我們黨制造麻煩。

  三是必須嚴肅黨的政治紀律。李銳是一個典型的擁有特殊資格的“黨員”。他不知天高地厚,像數落小孩子一樣妄議中央;他無視組織勸說,與西方敵對勢力頻通款曲,變著法地接受境外敵對媒體采訪,并通過女兒把謠言散布到海外;他踐踏黨格國格,把1000多萬字涉及黨和國家機密的資料偷運出國,為西方敵對勢力提供攻擊中國共產黨的“炮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無法無天簡直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關于李銳現象的反思

  李銳曾誓言死后拒絕覆蓋共產黨黨黨旗,拒絕進入八寶山革命公墓。其對共產黨決絕如此,按照常人準則,就應當學習伯夷、叔齊不食周粟的榜樣,退出共產黨,放棄共產黨給予的一切待遇。但是他偏不,他要別出心裁,搞一個“東食西宿”的升級版。“東食西宿”中的那個女孩,無非是“聰明”一點,想來個兩個婆家兼嫁:東家富有我在東家吃,西家小伙漂亮我就在西家住,但是她畢竟未曾想去毀了誰家。而李銳則不然,他是既吃共產黨的飯,也砸共產黨的鍋;又靠砸共產黨的鍋,去吃西方敵對勢力的飯——撐腰、喝彩及其他或明或暗的實惠。對于這些卑劣行徑,他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我這個人運氣很好。一個老伴照顧生活,一個女兒讓我歷史留名(引者注:指在他與境外敵對媒體之間穿針引線)。”這是多么得意、多么張狂!在這意色揚揚的背后,則是他對中國共產黨的極大藐視和玩弄。他簡直是在拿我們黨的厚道當猴兒耍!這不能不說是欺人太甚!

  俗話說教育不是萬能的。對于李銳這類“黨員”,我們的黨組織不是沒有教育過,但是毫無效果,因為在他看來,他至少要比我們黨高明100倍。對于這類執意帶著花崗巖腦袋去見上帝的“黨員”,必須嚴肅黨的政治紀律,必須清除出黨。如果縱容這些特殊資格的“黨員”胡作非為,就會產生難以估量的“比照效應”。什么叫“比照效應”?就是他這樣干挺好,我也可以這樣干。如此一來,又怎能在全黨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

  須知思想政治上的腐敗,有時比經濟生活上的腐敗具有更大的危害。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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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水墨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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