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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今而論,新中國,通常即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近代演進而論,中華民族近代創建新中國的夢想自戊戌維新時便已經萌發,當時維新人士心中有一個“新的中國”,即“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中國。

  辛亥革命以后,革命黨人甚至是以后的軍閥集團,也都提出了要創建一個“新的中國”,此時,“新的中國”已經變成了“資產階級新國家”。

  然而,遺憾的是,直到1949年以前,近代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想要的新中國始終未能如愿,擁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國民黨最后成了腐敗黨和家族黨,新中國的夢想如同蒸砂成飯。

創建新中國的任務為何落在共產黨身上?

  ①什么是新中國?

  新中國必須跟舊封建徹底決裂。從人的角度看,1949年前的中國,“奴隸根性”仍是封建思想的主流,破除舊社會,建立新中國,第一條就要破除“多數人依附于少數人”的奴性狀態。

  新中國必須是內外政策均獨立的國家。一個國家,只要有侵略軍駐扎,只要外交上仰霸權鼻息,那都不能稱之為有尊嚴的國家,沒有尊嚴的中國,絕不能稱為新中國。

  新中國必須是人權解放的國家。首先是解放婦女人權,然后是解放全民族人權。

  新中國必須是人民享有和平的國家。不管什么原因,只要國內戰亂不斷,人民便無安全與幸福,便不能稱為新中國。

  ②政黨基因決定論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到召開“一大”不到一年,組織性極強。從出生始,她便是一個信仰專一的政黨,她只堅守一個共產主義理想,這個理想帶有人類性和全民性,不是選舉黨。

  中國國民黨,雖然幾經易名和改頭換面,但從宋教仁組黨開始,她就是一個選舉黨和權力黨,她的目標是掌權,無論三民主義還是五權主義,都服務于其獲得權力,一旦影響到權力,她便可以改變立場。國民黨,自成立到召開“一大”用了十二年時間,組織性是基因缺陷。

  組織紀律性決定了兩黨競爭進程成敗的始終。

  ③軍隊基因決定論

  國民黨軍隊是軍閥集合體,來源混雜,派系紛呈,山頭林立。

  共產黨軍隊從一開始就服務于共產黨,接受共產黨組織的領導,黨指揮槍從未改變。

  國民黨軍隊有嫡系旁系之分,共產黨軍隊沒有。所謂嫡系,即蔣家軍,所謂旁系,即軍閥與雜牌軍,不同的軍隊,在資產配置、用人配置和武器配置上有天壤之別。共產黨軍隊只有一個目標,戰場需要是軍隊建設的唯一真理。國民黨的軍人,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不是為國賣命,也不是為黨賣命,是為主賣命。

  ④政治保障是根本

  國民黨講不講政治?當然講。但國民黨的講政治不同于共產黨的講政治,國民黨到了蔣介石時代,所謂講政治,就是服從于委員長。

  共產黨的講政治是什么?是服從于黨的領導,服務于人民群眾。

  我們不妨從幾次圍剿與反圍剿中抽幾絲痕跡來看看兩軍的政治生命力。

  1930年8月,蔣介石贏得了對馮閻的中原大戰,當時可謂春風得意,幾十萬久經沙場的軍閥都能很快拿下,區區幾萬“殘匪”何足為懼?,不久就可以包圍消滅。蔣的指示是“統籌兼顧,謀根本解決”,坐定南京遙控指揮。

  只有4萬紅軍,毛澤東的應對策略是什么?政治動員。一對軍隊進行政治動員,二對群眾進行政治動員。戰斗打響之前,紅軍內部開展了激烈的政治學習和討論,對各種可能出現的情況都做了預判。

  結果是:中央根據地活捉了張輝瓚,殲敵一萬三千人,繳獲武器大量,更好地武裝了紅軍,戰利品中的無線電臺尤其珍貴,從此以后,紅軍便有了通訊設備。

  1931年2月,蔣介石部署第二次大圍剿,他的設想是,用二十萬大軍在三十天內消滅紅軍。這一次,蔣配備了航空隊,分駐南昌、樟樹和吉安機場,要求一舉而滅之。

  毛澤東和朱德如何應對?召開青塘會議。為什么要開這個會?還是政治動員。因為王明派來的人影響到紅軍的戰略方向,政治動員爭論得更加激烈,后來,又召開擴大會議,力求統一思想,最后確定根據毛澤東的建議部署第二次反圍剿。

  結果是:歷經十五天,橫掃七百里,五個大勝仗,繳槍兩萬支,俘敵三萬余,通訊電臺十余部,其余戰利品足以把紅軍武裝成國軍水平。

  1931年6月,蔣介石親任剿匪總司令,親到南昌作軍事部署,調軍三十余萬,向全軍公開訓話:“這次圍剿如不獲全勝,決不回南京。”這一次執行任務的國軍都是響當當的將領,何應欽、陳銘樞、趙觀濤、蔣鼎文、衛立煌、羅卓英、陳誠、韓德勤等都是精干力量。

  毛澤東、朱德和彭德懷準備怎么干?政治準備和戰術準備。因為在反圍剿的戰略上已經取得共識,這一次的政治準備主要放在了群眾動員方面,不是紅軍內部的動員,重點方向是興國,從建寧回到興國,就是看中了群眾路線的重要性。利用百姓的支持來執行反圍剿的“磨盤戰術”,最后讓蔣介石感嘆“當地老百姓極為棘手”。

  結果:八十多天中,殲敵十七個團,其余戰利品無數,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包括二十五個縣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在瑞金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歸要結底一句話:政治保障是軍隊能打勝仗的根本保證。

  ⑤領袖魅力是無價之寶

  從毛澤東和蔣介石兩位先生的個人魅力看,我們基本可以窺出國共兩黨兩軍的政治生命。不必從兩黨內部的評價看問題,只須從民主人士、外國人士和人民大眾的視角觀察便足矣。

  “重慶談判”是中國歷史的重要一頁,更是國共兩黨贏取民心的分水嶺,短短幾十天,兩黨兩軍領袖的魅力豁然于世,得民心者必得天下。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帶著對赫爾利的善意及對和平的承諾來到了重慶,自到達機場一刻起,新時代的跡象就呈現了出來,自抗戰以來,重慶可能從來就沒有出這樣的盛況,“毛澤東來了,這一下好哪!”成為幾乎所有人的感嘆,“毛先生,歡迎你!”成了街頭和所有歡迎聚會的標語。蔣先生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都沒有得到這樣的待遇。

  1945年9月18日,毛澤東在參政會茶話會上第一次提出“建設現代化新中國”的愿望。見《重慶談判資料》第12頁。

  毛澤東在重慶媒體獲得的口碑達到了什么程度?讓國民黨《中央日報》的編輯們如坐針氈。大多數報紙都用上了“毛主席維系著中國目前和未來歷史和人民的幸福”這樣的評價,陳布雷只得親自審核新聞稿,對毛澤東,不能不報,但標題要小,不能讓“人心振奮,萬眾歡騰的狂熱氣氛”持續下去。

  國民黨大佬,民主黨派領袖,教育及文化界的精英,他們在接觸毛澤東之后的感覺是什么呢?不妨用國民黨人胡健中先生對陳立夫講的一句話來概括:“我們只是領導了一大群人,可是沒有領導這個時代,這是很危險的。”

  重慶談判的結束,告訴全國人民一個什么樣的新方向:領導時代的是共產黨,是毛澤東。

  ⑥外力扶助靠不住

  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被美國扶為“大國”,實為附庸,由于美國政客長期積累了對蔣本人和蔣軍隊的不滿,美國無能也無意扶著蔣介石贏得對中國的控制。

  1942年5月底。史迪威:“我承認我們打了大敗仗,但蔣介石報道在緬甸對日作戰輝煌勝利,我們僅僅是從緬甸逃出來,真見鬼的恥辱。”(摘自《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第507頁)

  1942年6月初。蔣介石對戰爭的全局不感興趣,他希望日美打起來,同時又能向他提供物資以備戰后對付任何向他政治地位提出的挑戰。((摘自《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第508頁)

  1942年8月1日。蔣介石政權把美國當傻瓜作弄,不盡本分地努力去獲取勝利,企圖到戰爭結束時囤積一大批軍火,從而讓自己永存下去。(摘自《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第509頁)

  1942年底。馬歇爾:“蔣介石對戰爭抱著讓別人去打的態度,他們希望用美國建立航空隊的努力來代替中國軍隊。軍隊營養不良,毫無訓練,無人關懷,貪污腐化,不斷讓步這個慫委員長,他只要堅持,我們又會退讓。”(摘自《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第553頁)

  1943年11月。亞洲最大國家的領袖蔣介石將會見羅斯福和丘吉爾,他們對亞洲的前途各有分歧,丘吉爾不愿意把中國看成大國,蔣介石的主要興趣在于消滅共產黨,使自己成為中國唯一領袖。(摘自美國約翰·托蘭著《日本帝國的衰亡》第670頁)

  1944年初。蔣介石厚顏無恥地要求援助10億美元,羅斯福很氣憤,要求蔣介石立即全力抗戰。(摘自《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第693頁)

  1944年1月。摩根索:“他們中國人簡直是一群無賴,我不會去國會給他們請求一個五分錢鎳幣,蔣介石正拿著一支槍對著我們的腦袋。”(摘自《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第695頁)

  1944年6月。當中國人無法抵抗日本的春季和夏季攻勢而潰退的時候,蔣介石卻約有50萬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部隊在北邊封鎖著同樣數量的共產黨軍。(摘自《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第698頁)

  1944年6月28日。華萊士對摩根索說:“我想要弄明白的是,中國軍隊在哪里?為什么他們不打?蔣介石拒絕調動任何他的嫡系部隊上陣。”(摘自《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1945》第701頁)

  1945年11月4日,赫爾利在辭職之前講:“共產黨相約不進行攻擊交通線,只要政府答應停止運送部隊至華北,但政府明確加以拒絕,大使館感覺情況已經幾乎絕望。”(《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173頁)

  1946年1月,馬歇爾回國述職,對于“營口沖突”,他講:“我提議派遣調查小組營口,中共贊成這個建議,但是國民黨政府不同意這個建議。”關于對形勢的估計,馬歇爾講:“蔣委員長的判斷力是很低劣的,國民政府的若干地方給了共產黨指責國民黨缺乏誠意的機會。”有關長春問題,馬歇爾講:“我提了三個建議,周恩來將軍同意,但蔣委員長覺得一定能用武力解決問題,不愿意跟共產黨妥協。”(《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202-23頁)

  1946年10月1日,馬歇爾在備忘錄中記述:我完全相信自己從中國召回的時間已經到來,因為蔣委員長的確正在拖延談判的掩護之下,從事其真正的武力政策。(《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238頁)

  1947年6月7日,司徒離登大使概述:國民參政大會在抗日期間曾起過重要作用,在其解散前的最后一次會議上通過邀請共產黨到南京重開談判的決議,但同時又通過了政府軍繼續討伐共軍的行動方案,這就被共產黨視為政府缺乏誠意的一次證據。(《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286頁)

  1948年3月,美大使館報告:國民政府控制力孱弱,民心士氣日趨敗壞,地方主義傾向明顯,崩潰不可避免,在此情形下,需要有振奮人心的領導,但這種領導未能出現,執政人物瘋狂尋找出路。(《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311頁)

  ⑦集體領導是致勝法寶

  三大戰役,一直以來被視為共產黨打敗國民黨的最后決戰,也是決定天下命運的關鍵之戰。共產黨軍隊贏了,國民黨軍隊輸了,贏,到底贏在哪?輸,到底輸在哪里?

  前面,我提到過蔣介石的國民黨也講政治,前期的講政治是指絕對服從蔣介石,到了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的講政治主要指服從蔣介石和蔣經國,蔣家不只有派系支線,還有兩條家線,即帝系和太子系。

  共產黨呢?無論哪一路軍,無論誰是部隊指揮,最終都得服從于一個中心——中央領導集體。所有的軍事戰略和戰術均受命于中央領導集體,各支部隊的一切行動聽黨中央指揮,各部隊的權限是服務于戰略大局下的戰術靈活。

  過去,大家一直認為,戰爭的勝敗取決于軍事指揮。到了現代,恐怕不全是這樣,戰爭的成敗取決于政治統帥,野蠻的戰爭模式由戰場決定結果,“文明”的戰爭模式由政治決定結果。

  ⑧共產黨對創建新中國的回答

  天下,是打下來的,更是爭取來的。爭取什么?爭取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七十年了,共產黨創立了新中國,建設得怎么樣?是否贏得了民心?

  我覺得,從數據面上回答這些問題還不夠全面,因為很多東西并不能完全體現在數據上,我在《新中國七十周年》一文中講了個人觀點。今天,還想從以下幾個簡單視角做新的總結:

  如果把14億人交給美國,美國不只是天天有槍擊案,美國還天天有革命。

  舊中國,曾經以“被蹂躪”茍活于世;新中國,始終以“特殊力量”影響世界。

  中國人,不只是站了起來了,還能自信地面對所有不同的民族,關注自己與關注全人類實現了統一。

  新中國,還有很多問題,但也有很多很多治世之才。人多,解決問題的人也多,這就是新中國未來的希望。

  附言:

  最近,有媒體在數據上對新中國前三十年進行否定,讓部分同志頗感不快。我的看法是:要反擊,但不必害怕,總的氛圍是不錯的,很多方面也看到了改變,問題出在人的使用上,屬于資本的問題。那個罵娘的大姐值得尊敬,語句上有點粗,思想上很有境界,是個良心人,她對毛主席的愛是真誠的。

寫于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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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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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黨員。用事實說話,傳遞中國好聲音。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

《日本の恩公蔣介石》作者,人稱無風。無黨派人士,久經考驗的愛國主義青年。

中共黨員,大學本科學歷,全國優秀教師,網絡知名專欄作家、多家報刊雜志特邀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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