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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美國曾試圖摧毀中國核計劃揭密


毛澤東曾戲言:中國的原子彈只是“嚇嚇人的”。可這一“嚇”還真把美國人嚇得不輕。在60年代,美國對中國正在研制、發展中的核武器究竟采取什么對策?以肯尼迪、約翰遜為首的美國政府及其智庫,在偵知中國將爆炸自己的原子彈時,他們處在怎樣一種矛盾、戒備的狀態下?這些“舊聞”,過去一直塵封在美國的絕密檔案里。近年,由于美國檔案學家的努力,40余年前白宮和五角大樓里那緊張忙亂的一幕,逐漸被揭示出來。本期刊發的李向前《六十年代美國試圖對中國核計劃實施打擊揭秘》一文,綜合美方披露的材料,再現了當年美國決策者和智囊們那些既想冒險而又無可奈何的尷尬日子。

六十年代美國曾試圖摧毀中國核計劃揭密

  當歷史進入六十年代,美國公眾終于在眼花繚亂的電視辯論中選定他們的未來總統約翰·肯尼迪時,他們或許并不知道,在新總統那富有魅力的外表下面,美國正處在一種前所未有的緊張之中。除去美蘇兩個大國十余年來的冷戰對峙外,古巴問題、老撾問題以及柏林問題等這些地區問題,也時時困擾著當選總統和美國行政當局。然而,使肯尼迪特別敏感甚至是恐懼的,卻還不僅僅是擺在桌面上的這幾件事。1960年底,美國中央情報局號稱完成了他們意義最為重大的一項使命:終于確認了中國核計劃的存在。當時,他們把這項使命的意義定位在:“在北京有能力爆炸它的核裝置之前,在最早的時刻就知道了它”。事情總是相反相成。知道中國的核計劃,一方面意味著情報的先機,但另一方面則加劇了美國政府內部的緊張。肯尼迪和約翰遜兩屆政府的最高決策班子,在六十年代相當多的時日里,就如何對中國核計劃作出反應的問題,以及動用軍事抑或外交手段來遏制中國的核計劃;中國核計劃對東南亞和世界局勢會產生怎樣的所謂影響;以及如何同蘇聯協調對付中國的核計劃等等,進行了一系列的評估和辯論。在這其中,使用武力打擊中國核計劃的方案,不僅被提出,甚至已經有了雛形。當然,這些辯論及計劃的制定,都是在極其秘密的狀態下進行的。

  最近,由于美國冷戰史學家們的努力,塵封在檔案館中的這些機密,開始得到曝光。美國幾家有影響的大報,相繼發表文章,披露六十年代美國對中國核計劃的這種擬議中的打擊。美國非官方的國家安全檔案館研究人員威廉·鉑爾和杰夫里·理查爾森,是兩位鍥而不舍的檔案專家。他們所著《是否把嬰兒扼殺在搖籃中》一文,通過對檔案的大量細致調查,以真實的筆觸,報道了整個六十年代美國對中國核計劃的情報偵察、政策辯論、打擊預案,以及其后未能將這些計劃加以實施的原因。該報道披露了大量歷史內幕,至今讀來,仍令人觸目驚心。

  事情的緣起

  早在1964年,也就是肯尼迪遇刺后不到一年,美國軍備控制與裁軍署署長威廉·福斯特在會見一位歷史學家時就透露,肯尼迪曾經考慮采取一項危險行動,迫使中華人民共和國遵從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當時,肯尼迪甚至試圖放棄他正在推行的美國和歐洲之間的“多邊核力量”計劃,來換取蘇聯在必要時同美國的合作,以打擊中國。福斯特的這個談話記錄,一直保存在肯尼迪圖書館,直到1994年才解密。

  最早用檔案材料說明肯尼迪和他的顧問們試圖用武力打擊中國核設施的人,是華裔美國歷史學家張少書。他在1988年撰寫的題為《肯尼迪,中國和原子彈》一文中,首次披露了這個秘密。但是,文章剛剛發表,便遭到曾任肯尼迪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麥克喬治·邦迪的反駁。邦迪說,當時在白宮,關于采取阻止中國實現核計劃行動的議論,只是簡單地“說了一說”,并不存在認真的計劃和真正的企圖。可是,與這位當事人的愿望相反,歷史學家們不但沒有輕信他的證言,反而由此激發了對這件事的興趣。他們希望找到確證,美國政府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進行了阻斷中國核計劃的行動。

  結果,這段久不為人所知的歷史終于被“翻騰”了出來。

  新解密的檔案顯示,邦迪與總統之間就中國核計劃的討論,遠遠超過所謂的“說了一說”。在一片厚實的幕布后面,肯尼迪、約翰遜兩位總統以及他們的一大批顧問,為對付中國的核計劃絞盡腦汁。他們為此做了各種可能的設計,動用了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的偵察設備,并試圖說服蘇聯一起動手。整個事件的“危重”程度是超乎人們想象的。新解密的檔案,終于為世人講出了這一個復雜而詭譎的故事。

六十年代美國曾試圖摧毀中國核計劃揭密

  “撩開面紗”

  從現有材料中我們知道,中國發展原子能事業的計劃始于五十年代中期。1953年,著名物理學家錢三強向國家提出建議,發展自己的原子能事業。1955年1月,中央書記處召開專門的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指出,我們國家已經知道有鈾礦,科學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礎,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認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來。一年后,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再次提到:中國“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這個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在美國近年出版的著作中,對于中國核事業開始的大致時間,已經有了基本準確的記載。這些著作還記錄了中國核武器研究院、包頭核燃料工廠、蘭州氣體擴散廠以及羅布泊試驗基地建立的大致時間。這些著作所根據的材料,基本是我國正式公布的。

  然而在六十年代初,美國人對中國的核計劃并不十分清楚。例如,直到1959年的9月,美國才得到了蘭州氣體擴散廠的照片。那時,他們對中國核武器研制的進度,很大程度上是靠推測。直到1960年8月,美國間諜衛星才第一次得到中國的有效圖像。而因為航程的關系,U-2飛機也很難飛到羅布泊這樣中國深遠的內地。當時美國的情報分析家們曾感嘆到:我們對中國核計劃所知道的東西,是那么零碎,就如同我們了解蘇聯在什么性質和多大程度上援助中國核計劃一樣,是那樣破碎不堪。

  直到1960年底,美國的情報分析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中國開采鈾原料以及建立濃縮鈾工廠,大約是用鈾來生產钚。同時,情報分析認為,中國第一個核反應堆大約能在1961年底接近完成,它會在1962年提供钚。據此,情報專家極為肯定地認為,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如同其他核國家一樣,其關鍵成分是钚而不是鈾。因為要把濃縮鈾作為原子彈材料的過程是比較漫長和艱難的,而作為第一代的原子彈,只需要較少的钚。至此,對中國原子彈的制造,總算有了一個明確的說法。

  感受威脅尋找對策

  就在中國核計劃被確認下來時,肯尼迪接替艾森豪威爾成為美國第35任總統。肯尼迪的反共立場一點也不比他前任來得弱。對于中共政權,他抱著敵視態度。正如他的一位幕僚所回憶:肯尼迪曾經把中國試圖進行的核試驗視為六十年代最糟糕的事情。但是,總統卻不真正了解中國核計劃非常有限的目標。

  在肯尼迪入主白宮的頭兩年間,沒人對中國的核計劃進行全面分析。那些出臺的報告,基本沒有講清楚中國核計劃的政治和軍事意義,而只是作出結論說,北京如獲得核能力,那將會危及美國以及自由世界的安全,特別會對亞洲造成極為顯著的影響。國務院的一份報告還說,北京的核計劃將造成比軍事還要嚴重的政治和心理問題。因為它會在世界形成一種觀念:“共產主義將是未來的潮流”,從而引起人們的“心理分化”。在亞洲,中國的核試驗可能會使它經濟發展模式的信譽增高。人們會對自己乃至美國的實力產生懷疑。這種影響具有某種沖擊力,它驅使許多國家接近中國,從而削弱美國的影響力,并使美國以盟國利益進行各種干預的行為遇到麻煩。

  此外,美國還極為憂慮所謂核擴散問題。美國官方認為,一旦有核國家的數量稍許增加,那么,世界的不穩定因素就會加大,非理性和孤注一擲的可能性都是有的。

  于是,有人開始提出對策。1961年9月,國務院政策計劃委員會主任喬治·麥吉向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建議說,一個有效消除中國原子彈造成心理影響的辦法,就是鼓勵甚至幫助印度發展核武器。因為當時印度的第一個核裝置已經接近爆炸試驗。這時,麥吉一點都沒有顧慮印度擁有核武器之后會給亞洲帶來的不穩定,而只是想以一個非共產主義國家來“狠狠揍共產主義中國一拳”。當時,曾經擬議由總統科學顧問杰羅姆·韋斯納在訪印期間,拜訪印度原子能委員會主席,向他試探詢問,中國的核計劃將會對印度發生多大影響?其用意在于,引出印度提出援助的要求。這個計劃最終被否定。因為,美國決策者還是害怕擔當擴散核武器的名聲。臘斯克最終同意了麥吉的另一個建議,即打一場宣傳戰,宣傳美國核武器的絕對優勢,同時貶低中國的核能力。

  也就在這時,國務院東亞問題專家羅伯特·約翰遜開始了他關于中國核試驗意義和后果的研究。這個研究我們將在后邊加以介紹。但請注意,正是約翰遜的這個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美國對中國核計劃的政策。

  新情報

  為了更清晰地了解中國核計劃,此時美國情報部門也在盡力改進他們的偵察手段。其中一個較為有效的方法,就是由國民黨空軍飛行員駕駛U-2飛機,攜帶高分辨率成像攝影機從臺灣起飛,前往大陸的深遠內地進行偵察。雖然這種做法有相當危險,但它從1961年開始,還是覆蓋了中國內地的很多目標。

  另一項偵察手段,是使用間諜衛星。從1961年起,美國情報部門開始進行代號為“科羅納”(CORONA)的衛星偵察計劃。這種間諜衛星攜帶改進的高分辨率照相機,帶有充足的膠片,從而能得到更清晰和更多數量的照片。從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科羅納衛星計劃一共進行了24次偵察飛行。1961年12月,科羅納首次辨認出羅布泊基地,盡管當時美國人并不知道這就是未來的原子彈試驗場。

  1962年4月,美國的情報分析再一次推測,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將以钚為原料。分析人員認為,如果中國從1960年開始加速和成功的進行它的核計劃,按照最快的時間表,它將在1963年初爆炸一顆以钚為原料的原子彈。但是,他們對這種推斷又不很肯定,并懷疑中國是否能實現這種速度。因此,又提出中國的第一顆核彈只能在1963年以后的若干年才能爆炸的估計。不過,不管怎樣說,他們都認定,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只能以钚為原料。

  1963年初,中央情報局感到越來越大的壓力。1月10日,美國國家安全助理邦迪會晤中情局局長麥科恩。前者透露,有兩件事情使最高方面最為關注,這就是中國和古巴的核計劃。麥科恩承認,對中國核計劃目前仍所知不多,需要加大偵察力度。

  一個月后,臺灣的U-2偵察機拍攝到了包頭的核工廠。但當時根據照片資料,美國情報人員仍然錯誤地認為,這是一個钚的反應堆。國務院情報研究局的喬治·丹尼告訴臘斯克,工廠規模表明,中國已經具備了每年進行核試驗的充足的钚原料。包頭的發現可以確認,中國大約會在1963年底爆炸一個小的核裝置。

  但各方面的估計仍存在著差距。一種情報分析認為,包頭核工廠照片顯示,它經過了“精心的安全掩飾”。其設施包括一個小型的氣冷钚反應堆,以及配套的化學分離和金屬加工廠。根據法國钚反應堆設施的先例,分析人員認為,這就是一個钚工廠。直到1964年,U-2飛機和間諜衛星才偵察到中國正在酒泉建立一個钚反應堆。當時估計,它要到幾年以后才能投入生產。

  1963年3至6月間,U-2飛機拍攝到位于某水電工程旁的蘭州氣體擴散廠正在加緊施工。原子能專家認為,蘭州氣體擴散廠可以容納1800臺壓縮機,但仍少于生產核武器所需材料的4000臺規模。有意思的是,蔣介石的情報系統這時曾判斷,蘭州的反應堆在1963年已經開始運轉。但在華盛頓,卻沒人理會臺灣的這個情報。

  由于對中國生產核裂變材料的能力仍無法準確把握,美國情報人員此時還是很難回答出,中國究竟在什么時候爆炸它第一顆原子彈?鑒于已經確認包頭的核工廠是生產钚原料的,而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將以钚為燃料也已被確定,那么最合理的判斷是,中國將在1964年初爆炸它第一顆原子彈。不過,情報人員解釋說,如果遇見了“通常的困難”,爆炸日期也可能會被推遲,例如推遲到1964年底或1965年。此外,如果還有其他钚反應堆未被發現,那甚至意味著,中國隨時會爆炸它第一顆原子彈。

  關于中國爆炸原子彈后的對外政策,美國情報人員的分析是互相矛盾的。一種看法是,中國不會因爆炸原子彈而大幅度地改變它的對外政策。所謂大幅度地改變對外政策,是指它采取軍事侵略的政策或甘冒更大的軍事風險。因為中國領導人知道,他們的核能力還是非常有限的。另一種看法則認為,中國在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后,會感到自己已經強大得多。它會在周邊沖突中反映出這種強者的心態。此外,中國還會認為,由于有了原子彈,美國在亞洲大陸上的干預行為會有所收斂。中國對外政策的態度會更加強硬和不容質疑。

六十年代美國曾試圖摧毀中國核計劃揭密

  尋求同莫斯科聯手

  同情報人員專注于在技術上分析中國核能力的心態不同,美國最高決策者們想的是如何“搞掉”中國的核計劃。隨著中蘇敵對的加劇,肯尼迪總統希望他能夠謀取蘇聯人的支持,以摧毀中國的核計劃。

  在1963年1月22日舉行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肯尼迪十分明確地表達了他的想法:我們關于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同蘇聯人談判的基本目的,“就是制止或延遲共產黨中國的核進展。”如果說,在人們想象中,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沒有中國參加,將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它的意義,那么肯尼迪就有理由認為,俄國人會同他一樣熱衷于把條約當作壓力,來阻止中國發展核能力。對肯尼迪說來,這一點是非常關鍵和重要的。因為肯尼迪相信,中國在“六十年末及以后的時代,將成為我們美國的主要敵手”。一個有核的中國,將危及美國在亞洲的地位。當時在肯尼迪左右的顧問們都同意他如下看法:蘇聯領導人關于和平共處以及核武力升級的危險性的立場,是可靠的。比起中國來,這種態度顯然更少危險性。

  就在這次會議之后,無任所大使艾夫里爾·哈里曼致信肯尼迪說,蘇聯人對西德的有核化非常反感。他建議,美蘇之間應就德國與中國問題達成“諒解”。其關鍵部分就是非核擴散和禁止核試驗。在哈里曼同蘇聯外交官的談話里,他們似乎得到了共同的看法:一個禁止核試驗的條約,可以針對中國。哈里曼認為,如果華盛頓能同莫斯科達成一致,那么,“我們就可以一起迫使中國停止核計劃。在必要的情況下,要威脅中國,我們將搞掉它的核設施。”

  在美國人眼里,同蘇聯聯手對付中國的核計劃,是有可靠基礎的。因為,蘇聯已經切斷了對中國核計劃的援助。更重要的是,蘇聯支持禁止核試驗和防止核擴散條約,即具有針對中國的意思。從1962年8月開始,蘇聯對美國關于訂立國際性的防止核擴散條約,反應積極。在臘斯克看來,這個條約就是以中國為靶子的。

  美蘇聯手的可能性,使美國高層有些按捺不住。參謀長聯席會議于1963年4月向國防部長提出長篇一份報告,擬定了間接與直接打擊中國核計劃的兩種方案。間接方案是使用外交和宣傳攻勢,直接的則就是使用強制手段。兩種方案既可由美國一家來干,也可以發動西方盟國。美國希望能夠得到蘇聯積極或心照不宣的支持。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的直接方案包括:A、由國民黨軍隊實行滲透、破壞和發動對大陸的進攻;B、實施海上封鎖;C、南朝鮮進攻北朝鮮,以對中國邊界施加壓力;D、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常規武器的空中打擊;E、使用戰術核武器有選擇地打擊中國的目標。

  盡管軍人們秉承最高方面的意志提出了這個報告,但他們不是沒有擔心。參謀長聯席會議代主席李梅將軍即在有關這個報告的備忘錄中坦言,公開使用武力來強制中國是不現實的。即使迫使中國簽了條約,也無法保證它能實行。此外,如果美國采取單邊行動,不管是進行封鎖還是使用武力,都不能不考慮到中國的報復和戰爭升級。至于如何使美國的行為在國際上合法化,就更困難了。但是,如果有蘇聯的哪怕是默許的合作,情況就會不同。因為一旦美國采取行動,蘇聯就會在戰爭升級和迫使中共接受條件的兩極中,起緩沖作用。

  事實上,軍方的態度并不堅定,他們對能否與蘇聯聯手對付中國表示懷疑。但行政官員們對此卻興趣盎然。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邦迪事實上是第一個向蘇方發出試探的高級官員。5月中旬,邦迪會見了蘇聯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邦迪向后者提出,希望“私下認真地”就中國核計劃“交換意見”。但多勃雷寧對此不感興趣。他把話題扯到了美國“多邊核力量”的計劃問題上。當時,“多邊核力量”是美蘇關于防止核武器擴散談判最棘手的問題。蘇聯大使說,不要讓我們蘇聯政府把中國的核發展問題看得太簡單化了。盡管邦迪還想加以誘惑,但多勃雷寧還是拒絕談論中國問題。

  1963年6月,赫魯曉夫公開宣布,蘇聯同意美國派遣一位特使來莫斯科,討論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問題。這個消息再次刺激了美國決策層。他們認為這是探討美蘇聯手對華可能性的時機。但由于已知蘇聯人更關心的是“多邊核力量”,而“多邊核力量”是美國歐洲政策的一個基點,它同防止核擴散協定又是矛盾的。在這個復雜關系面前,要取得蘇聯同意聯手對華,就必須在兩者間進行選擇:要么堅持“多邊核力量”,要么取悅蘇聯。最后,肯尼迪似乎下了決心。在哈里曼即將出使蘇聯前的一次內閣會議上,肯尼迪提出,應研究“放棄多邊核力量政策”,以作為達成防止核擴散協定代價的可能性。當時,有人同意,也有人反對。支持者認為“多邊核力量”可以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反對的人則提出,“多邊核力量”已經把美國和歐洲的關系深深地絞在一起,現在根本沒有放棄的可能。

  肯尼迪沒有過多堅持他的觀點。但他還是扔不掉美蘇聯手遏制中國核計劃的念頭。當哈里曼剛剛抵達莫斯科,他就接到肯尼迪的指示,必須對赫魯曉夫強調,一個有核中國,哪怕具有很小的核能力,“對我們所有人都是非常危險的”。肯尼迪希望哈里曼去試探,赫魯曉夫在“限制或制止中國核計劃,以及如果要蘇聯采取行動,它是否認可美國按照這個思路去采取行動”上到底抱有什么想法。雖然,哈里曼最后成功地簽署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但他始終沒有能引誘赫魯曉夫就采取政治的或其他步驟來反對中國核計劃問題,進行任何討論。只要法國堅持不參加禁止核試驗條約,赫魯曉夫感到,他也無法做到孤立中國。此外,這位第一書記還極力淡化中蘇分歧。他不同意哈里曼關于中國有了核武器將對蘇聯構成威脅的觀點。他對哈里曼說,中國的核計劃沒有那么厲害。有了核武器,中國會更加自我約束。因為,“當一個人還沒有核武器的時候,那他準是喊叫得最兇的人”。

  盡管肯尼迪沒有獲得赫魯曉夫的承諾,但他并未放棄自己的想法。在8月1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這位總統談到了所謂具有“威脅的形勢”。雖然他承認,中國在核計劃方面,要達到“羽翼豐滿”的程度還需時日,但“我們現在就希望采取步驟,來減緩這種危險的前景”。

  縱容國民黨

  1963年9月,蔣經國訪美。在同肯尼迪會談之前,蔣經國造訪了中央情報局。在會談中,雙方涉及到使用空降部隊襲擊中國核設施的可能性問題。之后,蔣經國會見了邦迪,他們也談到了打擊中國大陸核設施的作戰問題。蔣經國勁頭十足地提出,只要美國對突擊行動提供運輸和技術支援,打擊大陸核設施就可以干。邦迪支持蔣的想法,但顧慮軍事行動會促使中蘇重新結盟,并引起大的沖突。因此,他告訴蔣經國,打擊行動還需要做慎重的計劃。

  9月11日,蔣經國同肯尼迪進行了一次長時間會晤。談話中肯尼迪直截了當地詢問蔣經國:“是否有這種可能性,即將300到500人的突擊隊派到象包頭這樣遠的地方,而飛機不被擊落?”根據談話記錄,蔣經國當時回答說:派遣突擊隊的建議“昨天已經同中央情報局的官員討論過了。他們認為這樣的計劃是可行的”。對此,肯尼迪還是沒有完全放心。鑒于豬灣事件的經驗,華盛頓和臺北都需要有關大陸的更準確的情報。肯尼迪告訴蔣經國:“不管采取什么行動,它都要適合實際情況。”

  幾天后,蔣經國會晤麥克恩。雙方同意建立一個計劃小組,來研究派譴國民黨作戰人員襲擊中國大陸核設施的可行性問題。雙方約定,任何行動都必須經過兩方面最高層的批準。但至今有關這個計劃小組的工作情況,還未被透露出來。

  欲罷還休

  蔣經國走后,肯尼迪政府繼續研究如何扼殺中國核計劃的各種可行性。其中,由美國飛機空投蔣軍破壞小組,仍是中情局最看重的方案。參謀長聯會議也曾提出所謂“布拉沃(BRAVO)”計劃,即非常規作戰計劃。其性質是準軍事的,即由一個跨部門的小組來“考慮如何阻斷中共核計劃的方法和手段”。此外,參謀長聯席會議還應助理國防部長威廉·邦迪之邀,考慮了一個應急性的常規攻擊中國核設施的方案。該方案的主要內容是以多批次打擊來毀壞和癱瘓中國核設施。

  就在這時,美國駐印度大使切斯特·鮑爾斯提出一個警告。他聲稱,如果美國不采取行動,那么印度就會因為懼怕中國的原子彈,而尋求研制自己的核武器,從而使南亞大陸上發生核擴散。鮑爾斯的這種立場,同他在1961年豬灣事件中的態度大相徑庭。

  肯尼迪本人也在考慮除武力以外的方案。他還是希望促使蘇聯在部分針對中國的防止核擴散協議上予以合作。1963年秋,臘斯克在聯合國會晤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兩人討論了防止核擴散問題。當葛提到多邊核力量時,臘斯克故意刺激葛說,由于蘇聯曾經對中國核計劃進行過援助,因而它已丟失了“自己處女的純潔”。然而蘇聯人對防止核擴散協定仍然有興趣。在10月10日同肯尼迪的會面中,葛羅米柯表示愿意間接地對中國施加壓力。葛承認,一個防止核擴散協定會使中國政治形勢更加困難和脆弱。

  當肯尼迪考慮采取什么行動對付中國的核計劃時,國務院的一個不同聲調出現了。這時羅伯特·約翰遜已經完成了他的研究報告。這個報告有200多頁長,題為《共產黨中國的核爆炸和核能力》。考慮到報告篇幅過大,10月間約翰遜又把它改寫成一個100頁的版本,以便于傳閱。

  約翰遜研究的最有可取之處,是它沒有危言聳聽。報告指出,中國的核能力“在未來一個不能確定的時間里,不會改變世界主要國家之間真正的力量關系,也不會影響亞洲軍事力量的平衡。”在約翰遜看來,中美之間巨大的力量差異,以及中國核能力的脆弱性,使中國的核威脅減小到了最低的程度。一個有核的中國,處在美國可攻擊的范圍之內,而中國對美國卻做不到這一點。因此,中國就不得不考慮,在它進行侵略時,會受到美國核武器或常規武器的反擊。這種情況使中國決不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除非中國大陸處于嚴重的攻擊之下。約翰遜認為,中國制造核武器的目的,是以此來威懾敵人對其領土的攻擊。它不可能改變自己謹慎的、后發制人的軍事政策。

  盡管約翰遜把中國冒險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但他沒有忘記強調中國核試驗的政治含義。他認為,中國在有了自己的核武器之后,會相信它的核能力可以“削弱”那些同美國結盟的鄰國的“意志”,使他們同中國和好相處,從而消蝕美國在亞洲的影響。正如國務院另一份支持約翰遜觀點的報告所說,中國會“避免莽撞的軍事行為”或“核訛詐”,而把自己的核武器作為“政治武器,以贏得尊敬,促進中立主義,鼓勵革命”。

  據此,約翰遜建議,對中國的核計劃,美國目前做的已經足夠了,不必再更多地做什么。一旦中國的核試驗成功,美國應向所有友好國家再次承諾,它將幫助它們對抗中國。這種重新承諾,既可以對抗中國的壓力,也能防止其他亞洲國家單獨發展自己的核武器。

  約翰遜報告的兩個版本都沒有經過官方批準,但它仍可認為是代表國務院的立場。而且在1964年4月,它還以綱要式的形式提交給了約翰遜總統。

  約翰遜的報告在美國的官員中還是產生了影響。正如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官員羅伯特·科默所說,如果真象約翰遜估計的那樣,我們阻止中國核計劃的行動,便離題太遠了。他對邦迪說,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中國仍堅持其謹慎政策,那么我們攻擊中國核設施的動力就極大地失去了。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林登·約翰遜在飛機上宣誓就任美國第36任總統。約翰遜承認,美國需要對中國采取更靈活的政策。他在上任幾星期后即打電話給理查德·拉塞爾參議員,告訴他美國或早或遲要承認中國,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約翰遜明顯受到院外援臺集團的牽制。他仍然把中國在東亞的影響,看作是對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巨大威脅。事實上,此時的約翰遜同時在顧慮兩件事情,A、即將到來的大選;B、中國的核能力。他在接受《時代》周刊記者休·賽迪的采訪時說,我們不能讓戈德華特(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和中國同時得到原子彈。然而不管怎么說,約翰遜與他的前任不同。他沒有公開評論中國的核計劃,也極少提到要采取步驟打擊它。

  1964年4月中旬,羅伯特·約翰遜完成了他的新報告。報告題為《對打擊共產黨中國核設施可能性的探討》。這篇報告當時被列為“絕密”。它至今還未被解密。人們只是從國務院所編《外交關系》中知道了它的結論。

  約翰遜在報告中總結了四種對中國核設施實施打擊的方式:A、由美國公開進行空中打擊;B、由國民黨空襲;C、在中國內部雇傭特工進行破壞;D、空投國民黨的行動小組。約翰遜認為,由美國實施空中打擊,事實上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只有派很多波次的飛行,才能完全摧毀目標。而在大陸內部雇傭特工進行破壞的方式,也是極不現實的。因為你根本就雇不到這樣的人。國民黨事際上也無能力單獨實施空中打擊。約翰遜還總結了用武力打擊中國核設施的弊端:首先,情報的出入太大,以致華盛頓根本不能精確地鎖定所有目標;其次,實施打擊只是延緩了時間。最長也就是4到5年,北京又會再次啟動它們的核計劃。第三,中國會對臺灣或美國在東亞的基地進行報復。最后,一個師出無名的軍事打擊會付出沉重的外交代價。

  約翰遜提到,有一種說法認為,如果要贏得世界輿論對美國做法的支持,唯一可行的是,在世界范圍訂立防止核擴散和對核材料生產進行的核查協議。一旦這類協議進入到談判中,中國再公開無視它,就給了打擊它的口實。然而約翰遜相信,當這類協議能夠進入談判時,中國大約已經完成了核試驗,象法國那樣,成為一個“現存”的核力量。在任何情況下,法國是不可能支持這樣的協議的。此外,約翰遜還認為,要蘇聯默認美國對中國的打擊,是“絕對不可能的”。

  約翰遜認為,只有在對侵略做出反應時,世界輿論才會接受軍事打擊行動。比如說,中國如果以支持者的面目出現,在老撾或越南進行干預,造成一場有限戰爭的時候,軍事打擊就會被輿論所支持。此外,還有一種非公開的打擊方案。這就是由國民黨來干。但約翰遜指出,即使可以相信國民黨的破壞小組有能力分別搞掉包頭和酒泉的核設施,但由于他們幾乎不能同時在兩處得手,因此必會遭到中共的報復。而中共對臺灣的打擊,會把美國置于“一個非常困難的境地”。總的說,約翰遜的看法是,阻斷中國核計劃的行動是危險的,它很可能失敗;它會損害美國的形象,削弱美國的地位,使世界力量格局變得難以捉摸。這些結論,同1963年肯尼迪總統的想法是大異其曲的。

  約翰遜后來寫到,他當時的研究反映了“各部門間廣泛的一致”。因此,在高級官員們考慮對付中國的核計劃時,還有相當的分量。1964年4月底,臘斯克曾經把一份高度壓縮的約翰遜報告呈送給約翰遜總統。鑒于臘斯克的這個做法,美國最高層對約翰遜的觀點應該說是認可的。

  正在美國人欲罷還休之時,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制造,在1964年前8個月里又有了長足的進展。蘭州氣體擴散廠在1月間已經生產出第一份濃縮鈾,并開始了試驗;4月,酒泉基地生產出了第一個核部件;六月,第九研究院進行了同比例的爆炸試驗;8月,酒泉廠裝配出第一個核爆炸裝置。

  這一切,使美國人又一次緊張起來。

  新定位中國的核進展

  1964年初,美國從秘密渠道得知,中國在1964年將“肯定”爆炸原子彈。前國務院情報研究室的艾倫·懷廷回憶說,他是從一份關于周恩來訪問馬里的情報中了解到,中國即將進行核試驗。當時,周恩來告訴馬里總理莫貝多·基塔,中國將在10月進行核試驗。可當時不知為什么,人們對這條消息的價值卻未加充分注意。

  當時美國對中國核情報的獲取,主要是通過空中偵察。從1964年春起,U-2間諜飛機從印度東部的查帕迪亞起飛,已經可以飛到羅布泊上空。從1963年7月起,美國共發射了10顆“加貝特”衛星。這些衛星攜帶有高分辨率照相機,可以清晰辨別地面18英寸的物體。1964年8月初,間諜衛星發現,在羅布泊試驗場,已經樹立起鐵塔和其他設備。據此,情報分析得出結論:“羅布泊地區明顯的可疑物體表明,那里是一個試驗場。它在為兩個月后的使用做準備。”

  但對于中國究竟在何時爆炸原子彈,美國人還是沒有把握。7月24日,麥克恩告訴約翰遜總統,還不能預知中國何時引爆它的核裝置。中情局則認為,在1964年底之前,核試驗不會進行。他們的根據是,中國在此后數月中,還不可能得到足夠的核裂變材料來爆炸它的原子彈。原因就是,中國的核原料是钚而不是鈾。而包頭核工廠生產的钚,至少在1965年前還不能填裝一顆原子彈。按照這樣的推測,美國情報人員認為,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應在1965年中爆炸。另外,美國情報人員還懷疑到法國是否供給了中國核裂變材料。不過,他們沒有肯定的證據。今天看來,只有國務院專家艾倫·懷廷的判斷最明智。他當時就肯定,中國的核試驗發生在即。如果不進行核試驗,就沒有必要在羅布泊試驗場樹立起鐵塔。此外,周恩來關于10月進行試驗的話,也決不是空穴來風。

六十年代美國曾試圖摧毀中國核計劃揭密

  在臨界點上

  中國核試驗已經迫在眉睫。這使得“核危險”這個話題成為總統星期四午餐會的重要內容。參加聚餐會的,是約翰遜班底的核心人物。他們是:中央情報局局長麥克恩、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國務卿臘斯克和國家安全顧問邦迪。在9月15日的聚餐會上,這一小群人最后的看法是:如果加以權衡,在中國按自己時間表爆炸原子彈,與美國采取單邊不宣而戰的打擊兩者之間,還是后者更有風險。對中國核設施的攻擊,其可能性只在“軍事敵對”這樣的事發生時才可成立。盡管如此,這些總統班底的大員,仍然沒有放棄試探同蘇聯采取聯合行動的可能性。這種聯合行動包括“發出威脅,反對核試驗”等。恰在此時,一則信息鼓勵了這些顧問們。9月15日,赫魯曉夫就中蘇邊界問題發表談話。他威脅說,蘇聯將使用所有手段,包括“最新式的殲滅性武器”,來保衛自己的邊界。這是蘇聯第一次暗示,它有動用原子武器的可能。

  但在華盛頓,當邦迪希望與多勃雷寧就中國即將進行核試驗問題“做一次私下和認真的談話時,多勃雷寧還是老話,說中國的核武器對蘇聯和美國說來,并不重要。它只會在亞洲造成“心理影響”,而對蘇聯政府說來無足輕重。

  約翰遜總統在中國核問題上持謹慎態度,部分原因是大選在即。當時,他正在締造一個所謂的“和平平臺”,來同共和黨對手戈德華特斗法。而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約翰遜政府在進行越南戰爭的同時,也懼怕把戰爭擴得更大。雖然在戰爭中,美國高層仍有人主張在轟炸越南北方時,應考慮攻擊中國核設施。但約翰遜倒是守住了這條底線。在1965年戰爭升級之后,他仍謹慎地避免觸發與中國的直接沖突。

  8月底和9月中旬的衛星偵察表明,羅布泊試驗基地的準備工作已經基本完成。一位訪華的馬里政府代表團成員提供消息說,中國準備在10月1日也就是國慶節時,爆炸原子彈。國務院的官員們這時終于想到,得為中國的核試驗搶先準備一個聲明了。懷廷回憶說,這樣一個公開聲明,可以搶得先機,減少核試驗的政治影響。并且“再次向中國的鄰國保證,美國對此是關注和了解的”。麥克恩這時先行一步。他在9月中旬已經向北大西洋組織透露說,中國將在最近6天內進行核試驗。

  9月29日,國務院發言人羅伯特·麥克洛斯基宣讀了由總統同意的聲明。聲明說,從各方面的消息判斷,中國將在最近任何時間里爆炸它的核裝置。之后,聲明話鋒一轉,說,盡管中國爆炸了核裝置,但它要擁有運載工具,還得走很長的路。顯然,這既是一種自慰同時又是他慰。

  10月15日,美國間諜衛星的照片顯示,羅布泊試驗場已經完成了最后的準備。包括由雙層圍欄環繞的高340英尺的鐵塔,成列的儀器掩體,兩個小一點的鐵塔和各種地堡、平臺。同時,美國情報人員還觀察到,自1963年9月就停止的來往于試驗場的大批次的飛機,在1964年底又恢復了飛行。這表明,最后的準備正緊張地進行。中央情報局負責科技情報的助理局長唐納德·張伯倫肯定,爆炸就在這幾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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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彈爆炸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國西部的荒漠上空,騰起了巨大而美麗的蘑菇云。美國設在各地的13個情報觀測站中,有11立即捕捉到了這個美麗蘑菇云所釋放的巨大電磁脈沖。駐日本美軍基地名為“足尖舞蹈者”的探測飛機,爆炸后多次起飛,收集中國原子彈的核灰塵。當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的專家們檢查這些從輻射云中收集的灰塵時,他們簡直大吃一驚。原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所使用的核填料,根本不是美國情報機構長期認定的钚,而是U-235。這就是說,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是一顆鈾彈。這意味著,中國的核能力是以一種很快的速度發展的。直到當年底,U-2飛機才證實,蘭州氣體擴散廠早已經投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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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爆炸后幾小時,約翰遜總統發表聲明。不過這聲明已不可能再有什么新意了。它只是說,自由世界的核力量,仍然承諾對亞洲的保護。但中國同時發表的聲明,卻在世人面前落地有聲:一、中國發展核武器,是為了打破大國的核壟斷;二、中國保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三、一切核武器都應被銷毀。

  在臺灣,蔣介石被核爆炸震驚了。因為,這爆炸聲對他反攻大陸的夢想不啻沉重一擊。蔣曾在核爆炸不久提出,應采取軍事行動,在中國大陸研制出核運載工具之前,摧毀它的核設施。但在美國人那里,蔣碰了軟釘子。

  約翰遜總統在核爆炸后曾經任命了一個專門小組,希望對防止核擴散問題作出研究。這些加入專門小組被稱為“聰明人”的前政府高級官員,對各種所謂防止核擴散的方案進行了披閱,這其中,也包含用武力打擊中國核設施的可能性問題。實際上,打擊中國核設施是作為整個“激進”的防核擴散政策的一部分提出的。這些政策還包括: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實質性地從歐洲撤出戰術核武器;封鎖法國在太平洋的核試驗基地;以及最小威懾核戰略等等。在政策取向上,專門小組更同意羅伯特·約翰遜的觀點,不主張對中國核設施進行直接打擊。但他們對核擴散問題看得很重,視其為“重大威脅”。因此,他們建議,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核政策,并形成和通過一個國際性條約。小組認為,接受中國作為一個有核國家已是不可避免。這要求重新考慮對華政策。其關鍵點,是把中國接納進軍備控制條約。

  顯然,這是一項意在“羈糜”的建議。但由于它同受國務院支持的“多邊核力量”計劃相矛盾,結果沒有得到約翰遜總統的支持。國務卿臘斯克雖然一方面在研究防止核擴散條約,但在另一面,卻主張建立起“核武器銀行”,即使印度和其他可能的亞洲國家加入其中,以對抗中國的核力量。實際上,這是默許或承認這些國家制定自己的核計劃。

  這樣,從實質上說,盡管中國原子彈的爆炸成功,使美國高層對核擴散政策做了新的研究,但原子彈所造成的壓力是如此之大,以致約翰遜總統在拿出一個意義重大的防止核擴散條約時,仍是困難重重。

  在這場以武力阻斷中國核計劃“鬧劇”的末尾,還有一個小插曲:1965年春,美國海軍情報系統不知通過什么渠道偵知,中國將在未來幾年內擁有潛艇發射彈道導彈的能力。這意味著,中國可以在海上用核武器直接打擊美國的領土夏威夷或西海岸。海軍甚至還設想,中國會引發一場“催化戰爭”,即中國使用其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攻擊美國本土,而使美國誤認為是來自蘇聯的核打擊,從而迫使美國核反擊。當時的海軍部長保羅·尼采曾向國務院提出建議,應在中國導彈潛艇的處女航行時,將它擊沉。后來的事實證明,美國海軍已經緊張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直到八十年代,中國才試驗自己的導彈核潛艇。

  六十年代就在這樣的緊張之中度過了。在這十年中,中國不但完成了自己的原子彈試驗,還擁有了中近程導彈以及氫彈。成為不能被藐視的核大國。而美國在恐懼和貌似咄咄逼人的外表之下,并沒有拿出象樣的對策。他們計議的那些五花八門的方案,沒有一個是可靠的。這使美國“紙老虎”的形象,變得更加真實。雖然,中國核武器的試驗成功,在六十年代沒有改變美國的對華政策,但它卻為改變這種政策,造成了可信的壓力。進入七十年代,形勢發生了大變化。中國走進了聯合國,中美邦交也開始恢復。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改變世界歷史”的年代。毛澤東曾經笑談,中國的原子彈只是“嚇嚇人的”。可這一嚇,真把美國人嚇得不輕。他們在整個六十年代都生活在“火山口”上,日子過得十分艱難。

  但愿今天的人們,能夠汲取這個歷史教訓:在這個世界上,稱霸的人和欺負別人的人,都是沒有好日子過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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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水墨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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