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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拿“宗教自由”給中國找茬

  11月15日,針對近期多國駐華大使表達“對新疆的擔憂”、要求會見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一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此舉非常無理,中國政府不能接受。外交部如此硬氣,令舉國上下拍手稱快。這些西方國家駐華大使,無非又是老調重彈,說什么中國“缺乏人權”、“缺乏宗教自由”。今天咱們就認真探討一下什么是“宗教自由”。把這個問題想清楚了,咱中國人必然理直氣壯,不怕任何人找茬。

  其實,“宗教自由”是個不確切的說法,真正確切的說法是“個人信仰自由”。個人信仰自由不僅包括信仰宗教的權利,更包括了不信仰宗教的權利。例如,馬克思主義,科學無神論,都屬于非宗教的信仰體系,更加應該得到尊重。個人信仰自由是我國《憲法》中明確保障的內容,而且中國政府并未妨礙公民的個人信仰自由。動不動拿“宗教自由”說事的人,其實是將“個人信仰自由”與“宗教組織的行動自由”混為一談,而這兩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個人信仰自由是歷史進化的產物。歐洲從中世紀邁向近代的過程中,曾經發生過大量宗教戰爭,其中最著名的要數“三十年戰爭”。歐洲各主要大國大多卷入這場戰爭,在中歐的土地上廝殺了一代人還多的時間。這場戰爭的破壞力非常驚人,捷克的人口在此期間下降了三分之一,歐洲各國普遍陷入財政緊張和勞動力短缺的狀況。曠日持久的宗教戰爭讓各方勢力身心俱疲,最后不得不坐下來談判。在談判桌上,各方勢力最后達成了妥協,簽訂了終結“三十年戰爭”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

  這個和約在近代歷史上確立了初級版本的“信仰自由”。說得簡單些,它把德意志分割成314個小邦國,各個邦國愛信啥教自己說了算,但是不能去管別人信啥教、不能迫害信仰不同的人。從歷史的視角來看,該條約確立的“信仰自由”恰恰極大的限制了宗教組織的社會影響力,使得教會在法理上無法超越國家主權。

  羅馬教廷自然氣急敗壞,拒不承認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的有效性。教皇英諾森十世發布訓令稱:“在法律本身上,不論過去、現在和未來,它是永遠等于零的、無效的、無用的、無力的、不公平的、不正義的、應貶抑的、應譴責的、無約束力且無效果的。”

  然而“無可奈何花落去”,神權政治因為阻礙歷史發展進程而最終走向瓦解。

  由此可見,西方近代史上“信仰自由”的誕生,恰恰是從禁止宗教組織干預世俗政權、限制宗教組織的行動自由開始的。擺脫了龐大教會勢力的裹挾,“信仰自由”才能在社會層面、個人層面得到充分的保障。反過來說,假如宗教組織的行為不受到任何約束,就必然演化為企圖奴役全人類的特權,那根本就不是什么“自由”。

  例如,國內地下教會與境外勢力狼狽為奸,聲稱要在中國爭取“宗教自由“,全都是為了一己私利。地下教會本質上是一門生意,搞的是非法集資的勾當。由韓國傳教士在中國境內運作的地下教會,經常唆使信徒開展“捐贈”活動,教徒們繳納的“智商稅”最后都變成了教會頭目們吃喝玩樂的資本。重點滲透大學生群體、臭名昭著的“耶酥青年會”就是典型的案例。呵呵,太陽底下無新事,這不就是羅馬教廷販賣“贖罪券”的翻版嗎?這些教會之所以藏在“地下”,是因為他們壓根不想收到任何法律的約束。他們追求的不是“自由”,而是無法無天。

  英吉沙縣委副書記、縣長米日姑·玉買爾近期撰文,公開抨擊宗教特權給南疆社會帶來的巨大危害。以下是原文節錄【1】:

  “英吉沙縣托普魯克鄉2村清真寺的原哈提甫白合提亞爾·買買提就是這樣一個視結婚為兒戲,視女性為玩物,毫無個人品德,地地道道的人性淪喪的無恥之徒。他打著宗教的旗號,以念“尼卡”的方式,先后與12個婦女結婚,妻子最小年齡12歲,相差45歲,婚史最短一次只有7天。

  他多次結婚離婚,甚至一年內兩次結婚兩次離婚,多次娶自己表妹、堂妹為妻,有一個當時只有12歲的女孩,與他婚后兩年離婚,生下一個女兒,直到女兒7歲時,這個人渣才知道自己還有這樣一個女兒,但他并沒有履行當父親的義務,這些行為著實令人發指。”

  文中提到的玩弄婦女的禽獸曾是教職人員,對女性的侵害都是在“宗教活動”外衣下進行的。由此可見,不受制約的宗教活動會對公民構成脅迫——公民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逞論“個人信仰自由”?

  然而我國一些文科學者,對不受制約的宗教活動造成的巨大危害掩耳盜鈴;不僅如此,他們還與西方“白左”等境外勢力遙相呼應,共同鼓吹“中國缺乏宗教自由”,呼吁政府“為宗教活動松綁”。社科院的于建嶸就是這類人的代表,他們的反動言論業已造成極為惡劣的社會影響。不客氣地說,這些文科學者不僅極度缺乏社會閱歷,更對社會治理毫無經驗,所做的不過是把一些西方的理論盲目搬到中國來、用以沽名釣譽。他們絲毫不考慮自己的觀點在現實中的可操作性,更不愿為其社會影響承擔任何責任,以致客觀上成為協助宗教勢力滲透公共空間、影響社會穩定的幫兇。

  我國的文科研究整體上缺乏科學認識論和科學方法論的有效指導。以致出現了這樣的狀況:文科教學研究往往不觸及社會發展運行的客觀規律,而僅僅熱衷于制造話語體系——你不按照導師規定的話語體系說話,導師就不給你畢業。這種腐朽的學風不僅催生了大批學霸學閥,也使得許多文科學者喪失了求真務實的精神,被禁錮在別人打造的話語體系中而不自知。對于解決實際問題和社會矛盾,固步自封的他們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

  筆者和高校文科學者打過不少交道,深知他們對于宗教問題的認識存在嚴重誤區,甚至缺乏起碼的常識。知識分子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說普通群眾了。接下來我們認真剖析幾種關于宗教問題的常見認識誤區:

  誤區之一:宗教信仰是神圣的,不可觸碰。

  這種說法違背歷史常識。用合理的方式改造人們的宗教信仰,不僅不會造成動亂,反而對社會的長久安定更為有利,日本就是這方面的良好案例。

  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帝國,將神道教樹立為“國教”,實際上作為一種統治工具。日本官方宣稱天皇是“現人神”,慫恿民眾老老實實接受“神的統治”。這一時期的日本幾乎全民信教,宗教氛圍進而為軍國主義宣傳提供了土壤。二戰結束后,日本社會黨和日本共產黨對文教系統擁有強大的影響力,致力于將民眾從宗教的蒙昧主義中解放出來。在他們的影響下,教科書普遍按照科學無神論的思想編纂,教師在課堂上講授的也都是科學無神論的內容。幾代人的時光過去后,現在的日本90%以上的人口是無神論者。

  由此可見,信仰不是生來就有的,也不是一生不能改變的,而是社會環境長期教育和影響的結果。人們因為受教育水平和科學素養的提高而放棄宗教信仰,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更沒有任何值得可惜的。

  誤區之二:宗教需要尊重,在任何場合都批判不得。

  這種認識不僅荒誕,而且毫無可操作性。從古至今,不同的宗教門派之間從未停止相互攻訐;甚至某一宗教內部都有難以調和的矛盾。例如,伊斯蘭教的遜尼派和什葉派從公元7世紀起積怨至今,甚至不承認彼此是穆斯林。又如,2018年10月15日,俄羅斯東正教會與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斷絕所有關系,以抗議對方支持烏克蘭建立自主教會【2】。哪怕你不去批判宗教,各個宗教門派之間都會無休止地相互批判,何來“批判不得”一說?

  更何況,科學無神論本身就是在批判神學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意識形態。《國際歌》的歌詞寫道:“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這不正是批判宗教思想嗎?列寧在《社會主義和宗教》一文中說得更為直白:

  “對于辛勞一生貧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導他們在人間要順從和忍耐,勸他們把希望寄托在天國的恩賜上。對于依靠他人勞動而過活的人,宗教教導他們要在人間行善,廉價地為他們的整個剝削生活辯護,向他們廉價地出售進入天國享福的門票。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宗教是一種精神上的劣質酒,資本的奴隸飲了這種酒就毀壞了自己做人的形象,不再要求多少過一點人樣的生活。”

  按照某些糊涂人的觀點,出于所謂的“尊重宗教”,是不是連《國際歌》也不能唱,連《列寧選集》也要一道禁了呢?把宗教當作不可批判的事物,無異于在宣傳工作中自廢武功,談何“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誤區之三:公共空間應為開展宗教活動提供便利條件。

  這是西方媒體一貫鼓吹的觀點,而我國各項法律法規均不支持在公共空間開展任何宗教活動。學校、醫院、道路、餐飲娛樂設施等,都屬于公共空間,在這些地方做彌撒、做禮拜、封齋,都是我國法制環境所不允許的。于是國內外某些學者沆瀣一氣,合力鼓吹“中國沒有宗教自由”的論調。

  以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我國禁止宗教活動進入公共空間的法律法規,恰恰是最為合理的。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們首先要認清一個基本常識:在人類社會中,經濟利益并不是零和的,存在互利共贏的可能性;但是對于社會的控制力卻一定是零和的,此消彼長。由上述基本常識,很容易推導出以下結論:如果宗教活動進入了公共空間,很快就會出現各宗教門派在公共空間爭奪信眾、地盤、資源的現象。在倫敦、巴黎等歐洲大城市,穆斯林占用街道做禮拜阻斷交通已成常態,這是不是對他人權利的侵犯?在我國某些高校里,被地下教會控制的學生,在教學樓和宿舍樓之間亂竄,名為傳播《福音》,實則妨礙同學們的正常學習和休息,這是不是對他人權利的侵犯?

  不客氣地說,在公共空間公開傳教的行為,不過是出于宗教組織的一己私利;而這些宗教組織根本就不在乎他人的權利。長此以往,不僅會引發宗教群體和不信教群體之間的沖突,還會引發宗教群體之間的沖突——我要閉目吟誦《金剛經》,你卻非要用“清真宣禮大喇叭”來惡心我,最后能不干架嗎?宗教勢力在公共空間爭奪零和的社會控制力,必然造就意識形態領域的嚴重沖突,進而撕裂社會。為社會的長治久安著想,將宗教活動限制在宗教場所之內,保證各宗教門派之間井水不犯河水,對于整個社會而言才是最安全、最和諧的。

  誤區之四:為了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在社交場合要考慮宗教戒律。

  宗教戒律僅對宗教信徒有效,將宗教倫理拿到公共空間來約束他人,是極為荒唐的道德綁架行為。例如,某些人鼓吹,穆斯林在場的情況下不能吃豬肉,應該陪他們一起吃“清真餐”。甚至某些黨員干部也被這種說法所迷惑——其實,這正是“伊斯蘭國”(ISIS)等極端組織所喜聞樂見的事情。哪怕是在穆斯林占人口比例很高的世俗國家,也完全沒有這樣的說法。

  我曾和來自埃及的穆斯林女生一起吃過飯。當時我們一起參加朋友的婚宴,宴席上有豬肉鹵水拼盤,穆斯林女生只是不吃那個菜而已,照樣和大家談笑風生,根本就沒有“談豬色變”。人家心里很清楚,宗教戒律是用來要求自己的,不能用于約束他人。佛教徒還不吃肉呢,難不成有和尚出沒的地方,燒烤攤都得關門?國內某些“談豬色變”的穆斯林,本身就是宗教極端思想的傳播者,只不過還不自知罷了。

  誤區之五:處理宗教問題,要遵循“國際社會”的準則,考慮“國際社會”的反應。

  動輒把“國際社會”掛在嘴邊的人,對現代史缺乏起碼的了解。整個冷戰時期,西方陣營和蘇東陣營劍拔弩張,在意識形態和利益訴求上針鋒相對,試問誰能代表“國際社會”?待到冷戰結束、蘇聯解體,西方陣營的話語權達到了頂峰,他們才炮制出“國際社會”這套話語體系,意在強行推行其意識形態和利益訴求。誰和西方陣營的態度不一致,他們就以“違背國際社會的準則”為由大加鞭笞。

  由此可見,“國際社會”這一霸權話語體系,其實只有很短的歷史。倘若唯西方語境下的“國際社會準則”馬首是瞻,無異于被西方陣營的意識形態和利益訴求所綁架,那不是把別人打造的枷鎖往自己頭上套嗎?弱智才干這種事情。

  更何況,西方陣營內部,對宗教問題的處理已是一團糟。法國、荷蘭、比利時等西歐國家,均未能有效遏制宗教極端勢力的擴張,暴恐事件層出不窮、愈演愈烈。2016年7月14日的法國國慶節,暴恐分子駕駛大型卡車在尼斯的濱海大道撞死86人。2018年5月12日,巴黎歌劇院附近發生持刀傷人事件,造成一死四傷,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宣稱為此事負責。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至2018年11月底,新疆已連續22個月未發生暴恐事件。讓中國向狼狽不堪的西歐國家學習,這不是搞笑嗎?

  處理宗教問題只應遵循一個準則——為中國人民的安全和整體利益服務。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咱們倒是要看看誰先走向自我毀滅。

  以上認識誤區,在國內學術界和輿論場都存在已久。許多黨員干部也一度受其影響,以致不敢制止宗教勢力對公共空間的的滲透,唯恐受到詬病。由于意識形態工作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表現出“軟骨病”的癥狀,寧夏、甘肅、青海等西部省份一度出現“清真泛化”的現象;新疆的宗教極端勢力則深入農村,脅迫婦女穿上黑紗和罩袍。宗教組織的勢力坐大,反而嚴重損害了普通群眾的個人信仰自由。直到最近幾年,新疆等地積極開展去極端化、反對清真泛化的行動,西部地區的社會秩序才逐步回歸正常。

少拿“宗教自由”給中國找茬

  實踐證明,無原則地遷就宗教勢力,不僅對社會進步毫無益處,反而為社會穩定制造巨大禍患。因此,合理的宗教政策應立足于“兩手抓”:

  一手管理合法宗教活動。既要保障合法宗教組織的合理權益,也要將宗教活動限制在宗教場所之內、排除在公共空間之外。

  另一手嚴厲打擊一切非法宗教活動。開展這方面的行動,應遵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基本原則。非法宗教活動本質上都是生意,都有齷齪的利益鏈。只要斬斷其利益鏈,無情沒收其非法所得,在經濟上難以為繼的非法宗教活動必然自動走向瓦解和消亡;否則,只要利益鏈尚在,死灰仍會復燃。

  對于宗教活動的有力管理,恰恰是為了捍衛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個人信仰自由,防止他們被宗教活動所裹挾和脅迫。近年來,新疆去極端化的成功實踐已經充分說明了這個道理。有利于國家長治久安的千秋大業,必將彪炳史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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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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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黨員。用事實說話,傳遞中國好聲音。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

《日本の恩公蔣介石》作者,人稱無風。無黨派人士,久經考驗的愛國主義青年。

中共黨員,大學本科學歷,全國優秀教師,網絡知名專欄作家、多家報刊雜志特邀評論員。

傳播精神文明正能量,鞭撻社會歪風邪氣,矢志不渝,拙筆不墜,愿以筆墨網絡奉獻社會。

2015年度全國“五個一百”網絡正能量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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